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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颐然在扫过了前后五问后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问题。

她虽在关中生活多时，但她毕竟是杭州钱塘人士，若说江南，北地出身的人自然不如她了解。

以考生的身份来到此地和外命妇身份前来的差别，在她提笔写下“盗湖为田”弊病的那一刻，已完全被她抛在了脑后。

在这一个个字落于笔下的同时，她仿佛已然得到了天后的许可，能够以臣子的身份去对着江南东道着手治理。

盗湖为田的问题因江南疏于治理的缘故相当常见，但转湖为田后却时常出现“乡田岁无不旱，昔日膏腴，今为下地”的情形，只因沿海数州，江水之中常有咸潮，一旦湖河有变，常有咸潮倒灌。

如若百姓耕地真已到了拮据的地步，适当的废湖势在必行，但必须由朝廷敕令规划，加之修筑堤堰蓄淡御咸……

对于如何有节制地临湖开地，修筑水利工程，在并无具体问题的情况下，殷夫人也无法答到格外细致，但她越是往下写，早年间在江南生活的过往，便越是清晰地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。

秦淮之源的绛岩湖流域，饶州洪州江州的彭蠡流域，都是条件绝佳却还疏于经营耕作之地……该当予以重视。

无独有偶，在与她的女儿颜真定同一间考场里，有人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。

“与水争地，至于涝时，则水无所归。蓄水无术，至于旱时，则水无所得。”

宗燕客写到这里，攥紧了手中的笔。

她其实不太确定，自己到底应不应当选择这道题来回答。

她毕竟是出生在蜀中而非江南，在前几年和几个兄长一样被接到了关中教养，更是不曾前去江南。

但她见过父亲任职之地的水利工程，曾经听外祖母诸葛夫人说起扬州运河，并非对此一无所知。

当她的兄长正在参与今年的制举，去争夺那个周国公袭爵之位的时候，她也总该用这另外一条门路争取一点机会。

在取名一事上，兄妹几人公平得很，但在真正的地位上，世人总不会将她和前面的兄长相提并论。

她此前年纪小，也还在进学之中，没有这个出头的机会，现在却有了这个接近于同台竞技的场合，真是何其不易。

那她便不能在此次的答卷上，给出一个墨守成规的答案！

她凝神定气了须臾，那双在颜真定看来和天后与安定公主有些相像的眼睛里，闪过了一抹略显阴沉却也锐利的光。

随后继续提笔，写了下去。

而在此刻，颜真定也终于在纠结了一阵后选择了自己要回答的问题。

她在来前的担心一点没错。

她确实饱读诗书、过目不忘，但天后的此次选拔，既要给入选者以外朝女官的身份，便不能只会读书而已。

对外宣称让珠英学士修编的《三教珠英》也并不仅仅是一本文史之书，还有其政治意义。

或许在修编文书之余，还会需要她们如同天皇陛下的御前待诏一般，去处理其他的问题。

所以每一个时务策问题都是有的放矢。

那么她在哪一个问题上最能表现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呢？

或许，能够言之有物的，也只有第四个问题。

那是一个两问合并，出自太平公主的教习老师郑纭之手。

前半句问的是，《史记》写汉武帝，书中多有讽刺的意思，在汉代之时，对其的评价大多说它是谤书，比如东汉王允杀了蔡邕的时候，就说，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”，所以王允也不能留着蔡邕，让他的笔有机会写下第二本谤书。修编史书的人写出一本“谤书”，是应当的吗？

而后半句则问，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与《史记》相比，存在哪些不同之处。

颜真定年纪虽然不大，但通行于世的史书，她因家传的缘故，已有十多年的通读精读历史，对于史记的争论她更是多有耳闻。

前汉之时，碍于汉武威仪，对于史记多是批驳远远多于褒奖，到了今朝，则显然能以更为客观的方式看待。

只不过，修国史之事实在像是个烫手山芋。

司马迁有写《史记》发于情的控诉，当朝的许敬宗又何尝不是被指控对史料有所删改。

若要评点、甚至是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，她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
以天后一步步攀升的权势，或许在她选择了回答这个问题时，也就会给自己选定未来的命运。

如此说来，她……真的要写吗？

然而在她犹豫于此的时候，耳边传来的，正是邻座以炭笔摩挲书写于纸上的声音。

比起毛笔蘸墨落笔，这个声音在这间考试的屋中几乎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清晰的节奏，仿佛正有人心无杂念地朝着前方走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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