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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89章 诡信篇一（第1页）
《长短经》，又名《反经》，是一部融合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纵横家等诸多思想的谋略奇书，而其中的《诡信篇》更是以独特视角，深入探讨了忠信与诡诈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。
开篇便抛出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：“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。”这意味着在特定时代背景与情境下，表面上看似诡诈的行为，实际上可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忠信。紧接着引用孔子所说“君子贞而不谅”以及“信近于义，言可覆也”，强调行为的准则应是“义”，而非单纯的守信。也就是说，当面临选择时，如果坚守承诺违背了“义”，那么适时变通、放弃诺言，或许才是更正确的做法，这为整篇文章定下辩证看待忠信与诡诈的基调。
为了更生动形象地阐述观点，文中列举了多个历史事例。叶公向孔子讲述自己乡里有个“直躬者”，父亲偷羊，儿子出面作证。在常人看来，这儿子正直无私，但孔子却给出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在自己的观念里，真正的“直”是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亲情伦理在这种情况下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道德标准并非一成不变，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下，对“忠”与“直”的定义会产生巨大差异。这也引发我们思考，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时，不能仅依据单一的标准去评判，而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。
楚国围困宋国，晋国派解杨出使宋国，让其传达坚守不降的信息。解杨途中被郑国抓住献给楚国，楚王重金贿赂他，让他向宋人传达相反的话，解杨假意答应。可当登上楼车面对宋人时，他还是如实传达了晋君的命令。楚王要杀他，解杨却义正言辞地回应：君王制定正确命令是义，臣子执行命令是信，信要承载着义才有价值，自己从君主处接受命令，就只有以死完成使命，不能被贿赂。他这种表面看似违背对楚王承诺的“诈”，实则是对自己君主的“忠”，对国家大义的坚守。这表明在大是大非面前，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使命，权衡利弊，不能被眼前的利益或一时的承诺所迷惑。
苏秦为燕国游说齐国，成功让齐国归还燕国十城。但他回燕后，有人诋毁他是反复无常的卖国之臣，燕王也因此疏远他。苏秦为自己辩解时，列举了尾生、伯夷、曾参三人的高尚品行，却指出如果自己像他们一样，就无法为燕王奔走效力，完成退齐兵、得十城的功绩。他认为“信行者，所以自为也，非以为人也，皆自覆之术，非进取之道也”，意思是单纯追求个人的信誉操守，只是自我保全的方法，不利于在复杂的局势中积极进取。苏秦的行为虽然看似诡诈多变，但从结果来看，他维护了燕国的利益，这体现出在国家政治等复杂事务中，不能拘泥于个人的小信小节，而要着眼于大局。
通过这些事例，《诡信篇》得出“谲即信也，诡即忠也。夫诡谲之行，乃忠信之本焉”的结论。也就是说，诡诈与忠信并非绝对对立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诡诈可以成为实现忠信的手段，而表面的忠信有时可能掩盖着更深层次的危害。这启示我们，看待事物不能只停留在表面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在面对复杂问题和艰难抉择时，要有灵活变通的能力，以“义”为核心，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恰当的决策，而不是被固定的道德观念或常规思维所束缚。
《长短经·诡信篇》相关典故详解
一、尾生抱柱：守信的极端悲剧
《庄子·盗跖》记载，尾生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普通男子，与一位女子相爱并约定在桥梁之下相会。约会当日，尾生早早来到桥下等待。然而，天公不作美，突然暴雨倾盆，河水迅速上涨。女子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赴约，而尾生为了坚守与爱人的约定，始终不肯离去。随着水位不断升高，他紧紧抱住桥柱，直至被汹涌的洪水淹没，最终失去生命。
苏秦在《诡信篇》中提及尾生，并非否定他信守承诺的品质，而是以此为例，指出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，过度拘泥于单纯的守信，可能会导致悲剧结局，甚至无法实现更大的价值与目标，从侧面论证了不能刻板遵循单一准则，而需灵活应变的观点。
二、伯夷叔齐：义的坚守与时代冲突
伯夷、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位王子。国君临终前，遗命传位于叔齐。但叔齐认为伯夷是兄长，更应继承王位，执意要将君位让给伯夷，伯夷却秉持着传统的礼制观念，不愿接受，为了不违背父亲遗命和弟弟的意愿，他悄然逃离孤竹国。叔齐得知后，也毅然追随兄长而去。
后来，周武王伐纣，伯夷、叔齐拦住周武王的马头进谏，认为臣子讨伐君主是不忠不义之举，违背了君臣之道和仁义伦理。商朝灭亡后，周朝建立，伯夷、叔齐以食周朝粮食为耻，隐居于首阳山，靠采摘野菜充饥，最终饿死在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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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秦引用这一典故，意在说明伯夷、叔齐虽然坚守自己心中的道义与准则，但在时代变革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这种固执的坚守有时不仅无法改变局势，还可能阻碍个人或国家在实际事务中采取更有利的行动，进一步强调不能脱离实际情况空谈道德与信义。
三、曾参至孝：孝道典范与行事局限
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以孝道闻名天下。他对父母的孝顺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母亲在家思念他时，咬自己的手指，曾参在外面就能有所感应，立刻赶回家中。父亲曾点去世后，曾参对父亲的祭祀极为重视，即使后来家中贫困，每次祭祀父亲时，他都会尽力准备丰盛的祭品，以表达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。
然而，苏秦将曾参的至孝与自己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纵横捭阖相对比，指出像曾参这样专注于个人品德修养与家庭伦理的行为，虽然值得尊敬，但在处理国家政治、外交等复杂事务时，仅仅依靠这种个人的高尚品德，难以达成富国强兵、抵御外敌等实际目标，借此说明在不同的情境下，需要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策略。
四、解杨使宋：表面诡诈背后的忠义
春秋时期，楚国包围宋国，形势危急。晋国为援救宋国，派遣解杨出使宋国，让他传达坚守城池、等待援军的信息。解杨在前往宋国途中，不幸被郑国抓获，并被献给了楚国。
楚王深知解杨使命的重要性，便以重金贿赂他，要求他向宋人传达相反的信息，即晋国不会前来救援，劝宋人尽早投降。解杨面对诱惑，假意答应了楚王。但当他登上楼车，面对城内焦急等待的宋国军民时，他毅然违背与楚王的约定，大声传达了晋君让宋人坚守的命令。
楚王得知后大怒，要将解杨处死。解杨却从容说道：“君王制定正确命令是义，臣子执行命令是信，信要承载着义才有价值，我从君主处接受命令，就只有以死完成使命，不能被贿赂。”解杨表面上对楚王的欺骗行为，看似诡诈，但实则是对晋国君主的忠诚，对国家大义的坚守，深刻诠释了在特定情境下，行为的本质与表象可能截然不同，不能仅凭表面现象判断是非对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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